廖承志先生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他是新中国华侨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
1957年，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要求，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省政协决定在广州筹建新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亲自担任暨南大学筹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从地方财政拨款100万元，作为暨南大学的筹建经费。廖承志先生对此事非常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中侨委决定资助100万元，力促其成。不久之后，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先生也向暨南大学捐赠人民币100万元。这300万元，就是当年筹建暨南大学的总经费。
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石牌建立。暨大招生开学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吸引了大批华侨、港澳学生前来求学。廖承志先生一直十分关心暨南大学招生、办学的情况，积极支持帮助暨南大学做好对外招生的工作。1961年8月11日，中侨委与教育部联合发出了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暨南大学的招生对象，《通知》特别强调：“暨南大学应主要招收归侨学生和港澳学生。”
1962年春，陶铸校长提出了暨南大学新的办学方针，即“应把暨南大学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和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1962年3月7日，廖承志主任到暨南大学视察、指导工作，了解学校办学的情况。他对陶铸校长提出的新办学方针表示赞同，并提出一些具体补充意见，要求学校草拟贯彻落实新办学方针的方案。同月下旬，廖承志主任在北京听取王越副校长的工作汇报时，又对暨南大学办学的许多问题提出重要意见。他强调，暨大还须艰苦奋斗，搞好基础课，提高教学质量；科系和专业设置不宜过多，新闻及对外贸易专业应招收侨生。对师资问题，他也十分关心，除向暨大推荐一些人选外，还针对任用人才存在的偏向，着重指出：物色师资时，对政治质量问题应作全面、正确的理解。对补充教学设备和基建问题，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对筹备董事会问题，要求学校从速准备。
设立董事会，是贯彻暨南大学新的办学方针，把暨南大学办成一所具有特色的华侨大学的一项重大措施。在筹备董事会的过程中，得到中侨委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1963年2月9日下午，暨南大学董事会在广州羊城宾馆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学校关于4年工作和今后工作设想的报告，共商办好暨南大学的大计，会议还讨论并通过《暨南大学董事会章程》。
暨南大学董事由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中热心教育的人士和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共44位董事组成，廖承志任董事长，李嘉人、杨康华、郭棣活、邓文钊、黄洁、王宽诚、何贤、费彝民、陈序经任副董事长，充分地体现了党中央和省委对暨南大学的高度重视和无比关怀。暨南大学董事会，是协助政府建设和办好学校的组织，对学校办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暨南大学是唯一一所设立董事会的大学，充分体现华侨大学的特色。
1965年春，有多位暨大董事会副董事长和董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廖承志董事长利用这个机会，在北京召开暨南大学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学校两年工作情况和十年发展规划的报告。与会董事充分肯定学校两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对学校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表示将进一步支持学校的工作。
在廖承志董事长的领导下，暨南大学董事会充分发挥其优势，团结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热心教育人士，在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给予暨南大学支持和帮助。从1958年至1966年，学校收到捐款计有：人民币146万元，港币14万元，还有大批教学设备。这有力地促进了暨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197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并要求当年招生开学。1970年暨大停办时，第一军医大学接管了暨南园。恢复暨南大学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而解决归还暨大校舍问题，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叶剑英委员长对恢复暨南大学的工作十分重视和关怀。1978年3月30日，他亲笔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使暨大的教职员工受到巨大的鼓舞。叶剑英委员长当时也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他对归还暨大校舍问题，给予大力支持，并指定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负责此项工作。1978年二、三月间，廖承志副委员长和罗瑞卿秘书长一起多次召开有关解决归还暨大校舍问题专门会议。中央军委为支持暨南大学的复办工作，作出了决定：第一军医大学在3年内把暨大的全部校舍（包括军医大扩建的房舍）和营具设备归还暨南大学。这就为复办暨南大学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1978年6月9日上午，暨南大学的教职员工和来宾一千多人在礼堂隆重举行庆祝叶剑英委员长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大会。廖承志副委员长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叶委员长亲笔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关怀，对培养造就华侨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它鼓舞着我们鼓足干劲，为把暨南大学办好而努力。”
6月9日下午，廖承志副委员长在礼堂主持召开暨南大学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共商复办暨南大学有关事宜。会议讨论审定了《暨南大学发展规划纲要（1978—1985）》，讨论通过了《暨南大学董事会章程》。与会董事一致拥护中央关于恢复暨南大学的英明决定，并表示要从财力、物力等方面支持暨大的复办工作。
在筹备复办暨大期间，廖承志副委员长强调，暨大的系科专业设置，要充分考虑海外和港澳地区的需要，提出暨大要创办医疗系科专业，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培养医疗人才，还要办华侨医院，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国（回内地）治病提供医疗服务，并作教学医院。国家计委把建立华侨医院列入国家计划，下达专款人民币2800万元，作医院的建设经费。不久之后，教育部也批准暨南大学设立附属医院，并拨建院经费500万元。由于条件所限，暨大不可能同时创办两座医院。学校经研究，决定广州华侨医院和附属医院按两块招牌、一套人马的模式办理，以利集中力量，办好医院。
暨大复校之后，廖承志副委员长仍经常关心暨大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多次接见暨大负责人，听取有关学校情况的汇报。当他了解到由于校舍严重不足，影响学校办学的情况时，他给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总后勤部督促第一军医大学继续做好归还暨大校舍工作，不要拖延时间，支持办好暨南大学。
1983年，暨南大学复办已经5年。当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有了长足发展，祖国统一大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廖承志副委员长从战略高度考虑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的问题。于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同研究，写成了一份重要文件《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198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中共中央〔1983〕24号）。决定将暨南大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植的大学，要求把暨南大学办成具有特色的华侨大学。文件对暨南大学的性质、任务、办学的方针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办好暨南大学的纲领性文件，对学校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但是在文件下达的前夕，廖承志副委员长却于1983年6月10日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海内外暨南人同感悲悼。廖承志副委员长为华侨教育事业和暨南大学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海内外暨南人心中。2006年11月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期间，学校于11月16日在新图书馆一楼大厅隆重举行6位先贤铜像的揭幕仪式。廖承志副委员长的铜像是其中之一。
廖承志的名字与暨南大学广州时期的历史紧密相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热情关心、鼎力支持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并兼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热心教育人士支持暨南大学办学。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他更是躬亲其事，殚精竭虑，周密策划，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重重困难，做好筹备工作，实现暨南大学当年复办，当年招生开学。他还亲自领导制定暨南大学宏伟的远景发展规划，为学校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在暨南校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激励着海内外的暨南人团结奋斗，继往开来，再铸暨南的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马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