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9日廖承志董事长（前排右十四）与出席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的人员合影留念
今年是暨南大学六先贤之一的廖承志（1908－1983）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50周年和复办3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分外怀念新中国成立后暨南大学董事会的首任董事长廖承志先生。
暨南大学董事会有8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最早设立董事会的学校之一。作为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大学，设立董事会一直是暨南大学办学的特色和优势，暨南大学董事会设立之早，规格、层次之高，涉及面之广，从一开始就是独一无二的。暨南大学虽然经历了三起三落五次搬迁，董事会几次停办，但董事会管理学校的特点始终没改变。在新中国成立后暨大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百废待兴的重办、复办时期，还是学校突飞猛进发展的新时期，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起着重要的推动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为恢复和发展暨南大学，为两度恢复暨南大学董事会，为发展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廖承志董事长。
从1958年到1983年，在廖承志与暨大紧密相连的25年里，作为暨南大学董事会的董事长，为暨南大学的两次复校到处奔走呼号，呕心沥血。每想到这些，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廖承志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暨大办学目的是接纳海外的炎黄子孙，让大家共沐中华文化”。就是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暨南人。
支持暨南大学重建，筹办董事会，亲任董事长
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廖承志时任中侨委主任，当广东开始筹备重建暨南大学时，中侨委即拨专款人民币100万元资助。廖承志多次亲临学校视察指导重建工作，就如何办好暨南大学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暨大的办学政策、发展规模、专业设置、师资建设、教学设施和基建等等，他都身体力行给予关怀和支持。为解决基建困难，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亲自致函周恩来总理，请求国家计委下达指标。由于暨南大学是以招收华侨、港澳学生和台湾省藉学生为主的大学，廖承志特别指出：“华侨、港澳学生在各方面都同国内学生不同，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简单化，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要根据他们的特点，正确地、耐心地、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使学生好像在家里一样感到温暖。”
为了贯彻暨南大学新的办学方针，动员国内各方面的力量，以及发挥华侨、港澳台同胞的积极性，共同办好暨大，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学校建设委员会的提议，决定恢复董事会，对此，廖承志要求学校从速筹备。在廖承志的督办下，1963年2月9日下午，暨南大学董事会在广州羊城宾馆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暨南大学董事会章程》，听取了学校关于重建4年来的工作和今后工作的设想的报告。廖承志担任了新中国成立后暨南大学董事会的首任董事长，广东省李嘉人、杨康华、郭棣活、邓文钊、黄洁等副省长和港澳知名人士王宽诚、何贤、费彝民及陈序经校长等出任副董事长，同时还敦聘了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和教育界、侨务界以及海外、港澳知名人士为董事。在廖承志董事长的领导下，董事们遵循董事会的宗旨，从政治上、经济上积极关心和支持暨南大学的建设，继1958年王宽城捐资人民币100万元帮助暨南大学兴建教学大楼之后，1959年至1966年间又有27位校董和热心华侨教育的人士或机构捐款人民币46万元，港币14万元及赠送一部大客车和一批教学设备，虽然在今天看似数额不多的款物，在当时却极大地改善了暨南大学在重建后的办学条件，为暨南大学重建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支持暨南大学复办，续任董事会董事长
文革期间，暨南大学被迫停办。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廖承志即要求恢复被停办的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以国务院侨办的名义请示国务院，要求复办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根据中央精神，暨大复办要在原址进行，因此，首先面临的是校舍问题。当时，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使用了暨大原校舍。廖承志首先与叶剑英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协商，分别召开了有关解决暨大校舍问题的专门会议，最后决定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在3年内逐步把校舍归还暨大，以支持暨大的复办工作。其中，1978年2、3月间，廖承志和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一起多次召开有关会议； 80年代初，廖承志为此曾亲笔致函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王平政委，要求落实中央精神；紧接着，廖承志又在暨南大学给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关于要求第一军医大学退出占用的原暨大校舍，以利办学。”的报告上批示：“耿飚同志：报告所述一一是实情，如不及时退出，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以闻。”与此同时，廖承志还亲自与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商谈，并呼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暨大复校。在暨南大学复办过程中，无论是在解决校舍问题，还是解决学校的教学、师资问题；无论在提出综合大学兴办暨南大学医学院和创建附属华侨医院，并及时解决在兴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还是在他积极倡导下成立的国内第一家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业学术机构华侨华人研究所，廖承志董事长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所在十年浩劫中被解放出来的大学得以新生，并比较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他还亲手写下“暨南大学”四个字，为学校制作校章之用。总之，暨南大学的再次复办，廖承志董事长都亲力亲为，殚精竭力。
1978年6月9日，廖承志主持召开暨大复办后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复办暨南大学有关工作，审定了《暨南大学发展纲要（1978—1985）》，通过了暨南大学董事会章程，廖承志先生继续担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荣毅仁、王匡、王宽诚、何贤、李嘉人、林修德、柯麟、郭棣活、汤秉达、杨康华、费彝民、蚁美厚等12人出任副董事长，同时聘请了马万祺等一批港澳知名人士和国内热心华侨教育的人士担任董事。会议之后，廖承志继续以他在海内外崇高的威望和特有的感召力凝聚着一大批海外侨胞、港澳知名人士，不断加强董事会的力量，包括增聘霍英东先生等出任校董。廖承志董事长在这次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党中央为复办暨大做出了重要指示，国务院为复办暨大专门发出文件，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为暨南大学题写了校名。一所学校复办，得到党中央、国务院这样重视，这是少见的。”他希望校董们：“要很好地领会党中央关于复办暨大的精神，不仅要把暨大办成具有先进科学文化水平的高等学校，而且看成是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恢复和办好暨大中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次会议对以后收回暨南大学的全部校舍、筹集办学经费，争取广大华侨、港澳台青年前来升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校董们则遵循董事会“发扬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精神和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积极性，协助政府办好暨南大学。”的宗旨，于1978年至1984年间，有73位校董和热心华侨教育人士或机构向学校捐款和赠送了大批图书、仪器设备（其中霍英东先生和何鸿燊先生于1978年捐款400万港元，霍英东先生于1984年又捐款100万美元兴建华侨医院门诊楼，戴宗汉、戴贺廷两位校董也捐资100万港元购置设备），这些捐赠帮助暨南大学度过了困难的复办年代。
为办好暨南大学耗尽最后心血
廖承志董事长时时刻刻关心着暨大的建设和发展。暨大复校后，他经常听取学校情况的汇报，了解办学中的困难，及时解决办学的难题。1983年4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中央批准香港十二条后的一次会议上，专门对暨南大学培养人才、办学方针作了重要指示，同时由中央指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于5月专门开会解决有关事宜。为了使暨大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国家的持续强力支持，也在办学政策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国务院侨办联合起草了《关于办好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有关意见》。经过两个多月的起草和多次修改，文件最后送到他手中。廖承志董事长当时已病重住院，距他逝世只有几天，还亲自提笔在文件上作出批示，写下了“我完全同意”的发自肺腑的话语。廖老于1983年6月10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为暨大的建设和发展，耗尽最后心血。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目睹世人称之为“24号文”的面世。距他离世仅仅10天后的198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了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中共中央〔1983〕24号）。廖承志董事长在他生命最后一刻的这一举措，为暨大坚持自己的侨校特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辞世，不仅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也是暨南大学的巨大损失，暨南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和校董们都悲痛万分。直至现在，当年暨大复办时就任职于第一届董事会的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暨大董事会副董事长马万祺先生及其子、暨大董事会副秘书长、暨大校友总会会长马有恒，原全国政协常委、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兼社长李子诵以及香港南华表壳厂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广等校董一提起“廖公”，无不被他谈吐文雅、含蓄幽默的言行所折服，被他平易近人的品格所感动，被他心中时刻装着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装着暨南大学的精神所敬仰。校董们都说：廖承志董事长会永远铭记在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和所有暨南人心中。
今天，在廖承志董事长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如今，暨南大学已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和中国内地港澳台和海外侨生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成为我国华侨教育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华侨最高学府”。新中国成立后由他领导恢复的暨南大学董事会也在不断壮大。30多年来，一大批海内外声望卓著、热心华侨教育的各界人士，为襄助、指导学校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是暨南大学复办后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30周年，11月又将召开暨南大学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廖承志董事长对暨南大学、对华侨高等教育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继续发挥董事会在学校办学中的作用，为把暨南大学办成海内外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廖承志董事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